关于科学文化建设的问题，不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政策界都引起人们比较高的关注，但是对怎么建设科学文化，有很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科学文化究竟指什么？怎么理解科学文化？科学文化建设有什么规律？笔者认为，主要聚焦在科学文化建设中五个方面的问题：

什么是科学文化？什么是科学文化的载体？

解答这两个问题，我们需要把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文化因素和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的科学文化区分开来。从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文化因素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科学文化的分析可能就会回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但是，如果作为相对独立文化形态的一种科学文化，就是社会文化当中的一种亚文化形态，是和科学的建制化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从某种角度来讲，发生在近代欧洲的科学的建制化过程，或者说这种科学建制实际上是我们所讲的科学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所以在理解科学文化的时候，实际上需要对科学建制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这涉及到两种传统的合流，只有在建制化的科学之后，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作为科学文化才能真正地涌现出来。所以，可以看到文化的发展和科学建制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科学的建制化需要文化的变革，科学的建制化又促进了新的社会亚文化的出现，这种亚文化就是建制化的科学存在和发展相适应的文化。

科学文化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在研究科学文化和科学文化建设的一些政策问题时经常会碰到。我们可以看到呼吁科学文化建设时，虽然大家都觉得这很重要，但社会的响应往往比较少。科学文化和社会文化如何协同发展，这需要去分析科学史的一个现象，就是科学中心和经济中心之间的关系，科学中心的转移和经济中心之间的转移有一些相关性。科学的中心往往会伴随经济中心的形成，但是反过来不一定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进程当中，民主精神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市场制度为核心的经济文化以及科学精神为核心的科学文化之间交互适应、相互影响和协同进化。对现代制度的理解其实需要把科学、政治和经济在制度方面变革的共同特征找出来，科学文化的精神内核应该体现现代精神内在的一些方面，还应该反映活动特色的方面。

建制化的不同路径在科学文化建设上存在何种差异？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建制化的国家，科学文化建制的路径存在一定差异。按照社会学家的探讨，我们可以把科学的体制化区分为内部的建制化和外部的建制化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科学建制化发展过程中有先行国家和后发国家，先行国家内部的建制化往往先于外部的建制化，是以形成相对成熟的科学共同体作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早期的意大利和16、17世纪的英国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后发国家外部的建制化往往先于内部的建制化或者是同步发生，追赶中的德国、美国到后来日本的明治维新，乃至中国的科学建制化过程都有类似的特征。内部的建制化可以有效地生产科学知识，它是促进有效生产科学知识的一种文化规范和制度，外部的建制化实际上是支持科学和利用科学的文化、规范和制度的。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需要相互调适，不仅是先行国家，后发国家在调适过程当中都有可能做出一些很有特色的制度设计。

科学文化建设的驱动力

我们在讲科学文化建设时需要思考一个问题，谁是科学文化建设的实践者？谁是科学文化建设的主体？是研究科学文化的人还是倡导科学文化的人？或是从事科学文化政策研究和制定的人？其实，科学文化建设最主要的主体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是我们在科学建制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拥有行政权力和资源分配权力的一些决策者。

科学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亚文化形态，实际上和建制化的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论是先行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会把科学文化建设的动力看作是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的合力。先行国家的建制化和后发国家的建制化在科学文化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些差异，包括科学共同体的诉求，社会公众的参与，国家和政府的意志，但是这几个方面的力量和它们作用的方式在先行国家和后发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先行国家往往自下而上为主，思想家和科学家往往在思想的引导和科学建制化早期的自发探索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后发国家的建制化往往是自上而下为主，因为意识到科学建制化之后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生产力，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就容易去模仿先行国家科学技术的体制，而缺少对科学技术体制所需的文化要素的深刻理解。

可以看到，俄国、德国，乃至日本明治维新的科学建制化，实际上政治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明显大于英国和以前的意大利。政治家和管理者的态度和认知，往往对一个后发国家科学文化的建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提升公民科学素质过程中，特别是在科学文化的建设当中，对于行政部门管理者进行科学文化、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观的普及非常重要。

相对独立形态的科学文化如何落地

对科学文化所要塑造的价值观念已经普遍达成共识了，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很多的行为会和这种价值观念相抵触、相矛盾，这就既涉及到科学文化和社会文化发展之间不协调的问题，也涉及到科学文化具体落地的机理究竟是什么。

如果把科学文化理解为科学建制化与之相伴随的社会亚文化形态的话，可以看到新思想需要新的组织形式得以展现，并且在社会当中得到认可。这种新的组织形式会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有利于让人们更深地体会到科学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这种新的组织形式，能够以比较具体的方式作为新的科学文化所需要的价值观或者是思想的一种载体。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组织形式就会成为价值观、行为规范、制度设计相互关联的一种文化形态，并且最终会产生非常重要的示范效应。比如像英国皇家学会，德国洪堡大学，以及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都是以一个成功的组织形式、一个成功的范例展现在我们面前，它们内在都负载了一种对于科学发展的价值导向和新的思想理念。

当我们今天去讲科学文化建设的时候，如何去寻找适合国情，体现科学价值和科学发展规律以及新特点、新组织形式和制度，要从实践当中去摸索这种形态，然后把这种形态挖掘出来，看它是不是真正在制度上、组织形式上体现我们对科学文化价值的理解，看它是不是能够产生新的示范效应。科学文化的落地，往往是通过有重要作用的组织形式和制度作为载体来真正体现的。

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李正风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